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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名20年后,“二奶杀手”没有退休

原标题:【特写】成名20年后,“二奶杀手”没有退休

她的手机响了,号码来自广东省东莞市。这些年,成百上千的陌生号码涌进来。前一天晚上,还有一通电话来自美国洛杉矶,她习以为常,统统接起。

来自东莞的电话只响了两声就断了。“打两下就挂!不用说也是来咨询的。”她使劲摁了屏幕上那串号码,回拨过去,听见“嘟——”的一声,立马挂掉。她有些得意:“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张玉芬不能受委屈——哪怕是在这样的小事上。

手机又响了。来自天津的对方倾诉:丈夫出轨,跟一个河北女人有了感情,俩人“偷”生了孩子,大的今年8岁,小的3岁半,住在张家口市。

“你丈夫可真能耐。”张玉芬从包里掏出个巴掌大的笔记本,这样的笔记本她有30多个,记满了来电者的信息。“你是打算跟他往下过,还是要分开,还是想出这口气?”她说:“按照你的选择,我来做事。”

对方哭诉一阵,说日子过不下去了。“现在你咽不下这口气,下一步想告重婚,就是缺乏证据,是不是?”

答复是肯定的。“有‘二奶’的身份证号或者手机号吗?我记一下。”她麻利地写下号码,打断了对话,“你听我说,你想委托我们给你搜集证据,我现在没在北京,得从山东给你调人做这个事,肯定是要收费。我先跟调查部的人商量,商量完给你回电话。”说完,她就摁了挂断,“得,车上办公,做一单生意。”

这台车正从北边的县城往西安城区开。“我得让调查的人到她(二奶)娘家去查一下,你女儿都生俩小孩了,她丈夫是谁?按法定的重婚罪标准找事实重婚的证据。”张玉芬解释了两句,不再往下说了。除了她,车里还坐着她舞蹈团的两位团员,她不爱在他们面前谈论这些电话里的哭诉。哭诉别无二致:丈夫有了婚外情。

张玉芬今年62岁,住在西安,是一个民间舞蹈艺术团的团长。只有亲近的团员才知道“张团”的另一个身份——“二奶杀手”。

她已成名20年。1990年代末,张玉芬以重婚罪将出轨的丈夫告上法庭,总共告了11次。1997年起,她带着相似经历的9个女人成立“反二奶联盟”,常在大街上对第三者施暴。2003年,她成立“火凤凰侦探社”,专门从事“抓二奶”的侦探事务。在介绍她的网络资料中,张玉芬的名字后面紧跟着称号:中国“第一女子侦探”。2014年,她又在北京成立了“情感驿站月亮湾”,自称“全国妇女民间救助站”,专门接待遭遇婚姻困境的女性。20年来,张玉芬接受了数不清的媒体采访,“二奶杀手”被人熟知。

2020年7月,热播的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引爆人们对“小三”的讨论,“二奶”这词不再时兴,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现在“小三”被用来指代婚姻中的第三者。张玉芬没看过这剧,但她又因“二奶杀手”的身份重回舆论视野。现在,媒体记者和纪录片拍摄团队常常登门。她来者不拒。

“张团”和“二奶杀手”给张玉芬带来不同的社交生活,她掌控着两种生活的张力。2020年9月19日是周六。上午,张玉芬带领团员去西安东郊参加一场婚宴,安排团员在接亲时敲锣打鼓。有媒体记者跟拍她,为了配合记者采访,她从附近找来一名曾参加“反二奶联盟”的成员。下午,她去北边县城参加“张氏宗亲大会”,带领两位团员到会上表演节目。临行前,同去的人员中又增加了一个名叫兰芳的广州人。兰芳是陌生来电者中的一员,从广州乘飞机到西安,只为跟“二奶杀手”见一面,除了向她倾诉自己因丈夫出轨经受的折磨,同时还希望借“二奶杀手”的名声,打开在陕西推销化妆品的市场。

兰芳的西安之行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受益颇多,张玉芬太忙,没时间跟她交谈。感情的事,兰芳来不及说太多,最后只能简单向“二奶杀手”表达敬意:“我曾经也想成立一个机构帮助受困的女性,但我没有做,我觉得你好勇敢。”

这样的话张玉芬都听麻木了。“张团”的身份更能带给她快乐。谈到跳舞,她走在街上就迈起舞步,说起唱歌,她马上就来一段拿手的秦腔。

张玉芬在“张氏宗亲大会”结束后表演一曲秦腔。摄影:高佳

不过也有时候,回想起抓“二奶”的经历,她也大笑。比如有一回,西安市的一名法官和他的二奶被她抓了正着,有电视台在旁边跟拍,那是记忆中的一次“名场面”:

我们一圈人围上去,拉着二奶使劲打,正弄着,物业就来了。物业说:“凭啥打人?”我们说:“她就是二奶!她破坏别人的家!”物业管理的领导发话:“这是人家私事。”保安队都不管,走了。

说到这儿,她笑了,然后瞪大眼睛,眼露凶光,掉了色的眉毛也扯起来,接着说下去,她提高音调,语气凶狠:

他们一走,我上去拽着二奶,啪、啪就扇。旁边有人提醒,“快点儿,有人报110。”我们几个马上回到门口打了个的,回家了。过了几天,派出所给我发传唤证,说我破坏公私财物,限7月份到派出所协助审查。

回忆到此戛然而止,她大笑起来。那名有婚外情的法官最终丢了职位,“打二奶”的诸多胜利中,这成了让张玉芬印象深刻的一次。

张玉芬在西安火车站附近长大,她母亲在车站旁的解放路开了家“八姐妹旅社”。1960年代,旅社因为服务周到在西安城内出名。10年前的一次采访中,张玉芬提起母亲:“我妈性格特刚强。她要干哪件事,就一定要干成功。”

家里的孩子属张玉芬跟母亲性格像,“以前我们出去买东西,人家暗中多收钱,我哥我姐都说算了,我可不行,我据理力争,绝对不会饶了他们。”

母亲不想让张玉芬下乡做知青,她自己偷偷报名,被分配到长安县。插队期间,她认识了宝鸡人郭鹏。1979年返城,张玉芬到北京一家工厂做行政工作,郭鹏也跟着到北京当兵。“一下班,我俩就在北京城里转,爬长城,逛故宫,在颐和园划船,跑到首都机场看花样滑冰。”

1981年调回西安后,张玉芬和郭鹏结了婚。张玉芬在工厂做工人,郭鹏从部队转业,到税务局给局长当司机。“当时工人职业最光荣。“张玉芬说,她是大大咧咧的性格,在工作上强势,在外头爱交朋友。郭鹏内向,跟女孩聊天都脸红,他朋友不多,唯一的爱好是搓麻将。但在家里,张玉芬都听郭鹏的,她接受的家庭观念从来都是“女人做贤妻良母”,郭鹏也算体贴,“一下班就坐到跟前,我做饭,他就陪着我做饭。”

十多年来,她的日子过得平淡富足,但到了1990年代,夫妻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张玉芬下了岗。司机郭鹏则被调到一线负责税收,成了名公务员,待遇越来越好。

年轻时的张玉芬和郭鹏。

1997年,张玉芬发现郭鹏出轨了。他从南方出差回来,张玉芬给他洗衣服的时候,发现车票、船票都是两张的。“他解释说南方爱下雨,包了个出租车,不管走哪都给司机买张票。”张玉芬信不过这套说法,郭鹏那时又以工作为由更频繁地不着家,她的疑心更重了。

她跑到税务局门口,躲在大树后面蹲守他,按着他骑摩托的方向,每天往东挪300米,找到了他在外面的居所——东方机械厂的家属院。郭鹏不擅长跟女性打交道,不过之前曾带回家一个女性朋友张萍,称是收税时认识的,还让张玉芬帮她物色对象。张萍从那以后常来家里玩,帮着包饺子,还给她夫妻俩都织了毛衣,她就在东方机械厂上班。

张玉芬找来张萍:“这家伙在外头有女人了,现在离家出走,跟个女的就住在你们东方厂。”张萍没动声色:“那我要是见了他,跟他说说让他回去。”她说:“我经常在这片夜市见他。”

张玉芬后来才知道,郭鹏出轨的对象正是张萍。她找上门后,郭鹏也摊牌,说要离婚。她知道婚姻保不住了,自己也无法忍下去,对着他喊:“想离婚?门儿都没有!除非给我100万!”

郭鹏跟张萍换了住的地方,他们换一次,张玉芬就找一次,她要把郭鹏告上法庭,首先得拿到证据证明他有重婚行为。为了拍到他们同居的照片,她找了侦探,侦探要价5000块钱,一听这数目,她就急了,“讹人,你等着我告你!”

她只能自己行动,郭鹏第五次搬家后,张玉芬踩好了点,专门在他生日那天带着记者敲了他的门。“你来干啥?”张萍站在房里。她闯进去,见郭鹏在床上躺着,一把掀开他的被子,“他一丝不挂,我拿着照相机使劲对着他拍。”

“他平白无故的跑你这儿来睡,你这是什么行为?”张玉芬扯着嗓门:“你明知道他有妻儿老小,还要这样做,你个狐狸精!还有郭鹏,我告你重婚告定了!”

郭鹏最终后来被税务局开除,在接受采访时说,要早知道张玉芬性格这么刚烈,自己当时不敢闹离婚。张玉芬曾问过他离开家的原因,他答:“单位里人人都有情人,我没情人,我多没面子。”

火凤凰女子侦探社的成员们。

她无法理解这些行为。在她的青春年代,人们对待感情普遍是忠诚的。“那时候出这样的事,搞不好永世不得翻身。”张玉芬说:“后来改革开放,经济是发展了,但社会上有了乌七八糟的风气。”

她把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”郑重地写在笔记本上,固执地搜集丈夫出轨的证据,铁了心要告他“重婚罪”。

经过媒体报道,张玉芬成了一位罕见的强悍女性角色,被困境中的女人们当作“指明灯”。她们通过报社找到她,她至今记得,世纪交接前后的许多个除夕夜,她们在她的客厅围坐一团,每人带来一个菜,她提供啤酒。她带头唱歌,她们举起酒杯,眼泪掉进酒里。“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!”她说,挂着满脸眼泪。她张着嘴又大笑起来。

公众对于重回舆论视野的张玉芬,认同感正在降低。

5年前,张玉芬参加凤凰卫视的节目《社会能见度》和接受《南方都市报》的人物专访时,还是“婚姻卫道士”的形象。和以往不同,现在更多网友认为她“可怕”。一段媒体对她的采访视频在微博流传,评论区里,热度最高的留言是“她已经有心理病了吧”“女人何必为难女人”和“动私刑在任何国家都违法”。

李艳婷觉得这些评价对张玉芬不公平,“说实在的,你们媒体还是应该好好表扬张姐,她真是挽救了不少人。”2006年,李艳婷在绝望中找到张玉芬。“老公有外遇以后,我脑子都不正常。”她跟张玉芬说:“我在家里自言自语,我姐吓得不行。”从那以后,张玉芬常叫她到环城公园散步、聊天。

反二奶联盟成员合影。

西安城里,许多找到张玉芬的女人都有相似经历。李艳婷的丈夫老家在农村,两人结婚后,通过女方家的社会关系,他被安排进公安局上班。上世纪90年代末,李艳婷的丈夫晋升不断,她在企业的工作轻松,少有应酬,更多心思放在顾家上。

李艳婷说,遭遇婚姻困境时,她不敢理直气壮地提离婚。“外人听说离婚,只说女人看不好自己的男人。”离婚后,她不敢在原来的家属院住着,她记得:“有一次坐在外头乘凉,有个邻居经过,原本他见了我都低头哈腰的,这回走到我跟前,直接说了句‘好狗不挡道’。”

结识张玉芬之前,更多遭受丈夫出轨之困的女性采用的方法是“忍”,“反二奶联盟”的第一批成员中,有抑郁自杀的,有患乳腺癌、宫颈癌的,几乎全部去世了。张玉芬认为,她们得病和“忍”有关,她教她们“反抗”——告重婚、“打二奶”。“这就是一种发泄,发泄完就一个感觉:爽!”她从不怀疑“打二奶”的正当性,“我没有一点儿负罪感,有气就要撒出来。错的是二奶,打的就是她!”

加入“反二奶联盟”后,李艳婷坚定了离婚的想法,张玉芬帮她们找丈夫在外姘居的住所,带着姐妹打二奶,再找媒体曝光丈夫们的婚外情。这至少能为她们找到丈夫出轨的证据,在离婚法庭上争取到更多财产。

“要不是张姐把我们叫来(接受)采访,我一般不爱想这些事。”李艳婷说:“一想起来,就觉得我们女人活着太倒霉。”现在,李艳婷等成员们重新组建了家庭,她们和那段痛苦记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

张玉芬习惯记录下求助者的信息,现在记录用的笔记本已经积攒了30多本。摄影:高佳

仍不断地有“倒霉”的人,通过她的博客或新闻报道找到她的号码。电话铃声没断过,最多的一天,她接了160多通电话。这个活动范围限于西安城,已经步入老年生活的女人,好像仍然掌握着正在这个国家发生的婚外情事的全貌。

离婚已经不再是件“见不得人”的事,遇到丈夫婚外情,更多女性有经济能力也敢于放弃婚姻,从广州赶到西安的兰芳就做了这样的决定。在兰芳之后,冯婷婷也从广州来到西安,向张玉芬吐露心事。

冯婷婷今年58岁,和丈夫是再婚夫妻,结婚近十年后,丈夫和一位20多岁的同事有了婚外情,2017年,两人生了孩子,丈夫以为孩子办户口为由,要和冯婷婷离婚,五次把她告上法庭。

西安的秋意已经浓了,冯婷婷穿着碎花超短裙到约定好的酒店和张玉芬见面。“我穿这个,就是因为我老公喜欢。”她向张玉芬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和丈夫的相处。

“麻烦就麻烦在这儿,我看得出来你很爱你老公。”张玉芬说:“那你来找我是希望我帮你做什么?”

“我就不想离婚嘛。”冯婷婷压低声音,“我知道您是二奶的克星,就想让您帮我收拾这个小三,让她退出。”

“有办法。”张玉芬坐直身子,头也不抬,语气淡淡的:“咱不用暴力的方式,照样劝退她,我已经想到(办法)了。”

她说,现在暴力不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,一名“小三”曾被她带去跟“反二奶联盟”的姐妹见面,听完她们的故事,“哭得稀里哗啦,再也不插足别人的家庭。”对于冯婷婷的请求,张玉芬还没想出完整的计划,不过有了思路:“跟小三面对面聊,或者找她的家人。实在不行,就找个男人跟小三接触,也跟她同居,天天粘着她,骗取她的信任感。”她笑起来,“真有人愿意干这个。吃定了她,再把她给甩了。”

这样一来,“小三”也成为感情中的受害者,张玉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,“社会就是这样。”她说,正符合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的道理。

网上关于“女权”的讨论对张玉芬来说太遥远,她甚至没听说过“女权”这个词。”比如出轨这事,女权主义者会问,为什么不教训男人只教训女人?”界面新闻解释。

“我不是女权。”张玉芬想了想,一字一顿答得清楚:“我这叫维权。”

只有张玉芬,被过去的经历缠绕得厉害。她还住在离婚前的老房子里,房子是她“维权”的成果。

11次以重婚罪起诉丈夫后,法院认为张玉芬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姘居,不能证明重婚,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由驳回起诉。2007年,法院判决张玉芬和郭鹏离婚,基于张玉芬靠低保维持生活和她并无过错的考虑,将这套住房判给了她。

离婚前,郭鹏趁张玉芬出门时,撬开了门锁,拿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,“电暖气,烧水壶,洗衣机都带走了,连小灵通都被他拿走了。”直到现在,门锁还是坏的,在木门外,她新安了一个防盗门。

房里仍维持着上世纪90年代的样貌,墙上的钟表走字时声音还是很响,折叠的靠背椅,针织的沙发罩,都是上了年头的,有把雨伞放在家10多年,“是到移动公司的老总家抓奸,从他的客厅里拿回来的。”

张玉芬住的房子,装饰陈旧,维持着上世纪90年代的面貌。摄影:高佳

2019年8月份,张玉芬摔了一跤,脚骨折了。后来因为疫情,她不能回北京打理“情感驿站月亮湾”的事务,只好一直待在西安。很快,求助电话和舞蹈艺术团的各种活动又填满了她的生活。林晴曾经做她的助理,帮忙接求助电话,知道她的辛苦,“说实话,张姐不容易,如果当初她的婚姻好,现在也不会每天把自己忙得团团转。”林晴说。

和媒体见面,也是她填满生活的一种方式,并且,她想借助媒体向人们展示自己丰富的娱乐生活,她知道很多人看了她的故事,认为她一直生活在仇恨中,“其实早就不了,一个人的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恨。”

她并不总是强悍的。她的母亲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她,说她“是个怪物”。“别人都是上班,下了班回家,都过得好好的。就你一个从小疯到大,五、六十岁还疯得很。”她不敢告诉兄弟姐妹自己忙活的事,带着舞蹈团的团员去参加婚宴表演时,小心翼翼地站在人群里,怕被住在附近的亲戚看见。

在外面的社交活动中,也会有些时刻,她感受到自己的弱势。“情感驿站月亮湾”现在搬到了北京市大兴区,最早开办在门头沟时,她会受到租房的房东骚扰。“那个老头太色。”她一个人在那儿住的时候觉得害怕:”他老叫我,我不去他就吵。我只能装糊涂,把门锁上,把手机调个静音。”

带着舞蹈团团员参加婚礼上的接亲表演时,张玉芬站在花轿前留影。摄影:高佳

张玉芬去年还和郭鹏见了一面,她已经很久没听到他的消息,只知道他和张萍都被单位开除,也分了手,他没有工作,住在自己申请的廉租房里。

这次,他回来拿独生子女证办理退休。隔着防盗门,张玉芬没认出他来,他原本瘦瘦高高的,现在得了脑血栓,打完激素发胖得厉害,走路一瘸一拐。“我说你找谁啊?我不认识你。”她关了门,要求他拿回这套房子的房产证作为交换,“人看了都觉得唏嘘,有人说他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。你也痛苦,她也痛苦。”

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获得胜利,未必使人心满意足。况且,张玉芬知道自己不算一个完全的胜利者,她看不惯的婚外情风气没有太多改变,求助电话还在接连不断地打来。

林晴和张玉芬讨论过改善风气的办法,“现在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录进互联网里,其实感情信息也应该被录进去。”林晴说:“这就相当于感情方面的个人信誉系统,最起码能查出来他经过几次婚姻,跟谁谈过对象。”

“对,透明化。”张玉芬表示赞成,“别说什么隐私权,隐私权也该分类,在婚姻上没有隐私权。”她说,“还得有配套的规章制度,明确规定禁止婚外性行为或婚外与他人同居,再细化惩罚,比如说犯错一次可以,两次警告,第三次坐牢,看谁还敢!”

她始终向往是非分明,热爱忠诚,怀念没有婚外情的“纯真年代”。“那时候虽然没有法律规定,但靠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,夫妻的矛盾都消灭在萌芽状态。”她说,“谁要敢随便做,一个帽子扣上,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”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)

责任编辑:梁斌 SF0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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